认知取向与立法效能：美国国会议员言论中“证据偏好”的计算实证

真实和基于证据的沟通为民主治理、问责机制和集体决策提供了重要基石。以往的研究表明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，美国国会议场发言中以证据为导向的语言逐渐减少，同时伴随着立法产出和两极分化等更广泛层面的变化。本研究将分析视角从国会各届会议转向议员个体，以探讨议员之间的认知取向（epistemic orientation）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，以及它是否与政治行为和立法效能相关。我们利用“证据减直觉”（Evidence-Minus-Intuition, EMI）得分，衡量了国会议场发言和Twitter帖子中以证据为导向与以直觉为导向的语言的相对普遍程度。我们将这些指标与议员层面的意识形态、建制职位、传播语境以及立法效能得分（LES）等数据进行了关联。结果显示，意识形态越极端的议员在国会议场上使用以证据为导向的语言越少。EMI还表现出跨平台的一致性：在议场发言中更多使用以证据为导向的语言的议员在Twitter上也更注重证据，尽管Twitter整体的EMI得分更低。最后，国会发言中的EMI与个人立法效能呈正相关，即使在控制了意识形态以及广泛的政治、制度、人口统计学、议题和发声体量等变量后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。这些发现表明，以证据为导向的语言不仅是国会话语的整体特征，也是个体层面立法沟通与效能的重要属性。